199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又爆冷门，瑞典学院将此荣誉授给了意大利剧作家达里奥·福，举世哗然。自90年代以来，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定就像斯芬克斯之谜，在奖项颁布之前没有任何人能有预见。为此，特约请翻译家宋兆霖教授（下称宋），就浙江文艺出版社新近出版的由他主编的《诺贝尔文学奖文库》（10卷本）发表一点意见。
汪逸芳：1896年12月10日瑞典著名的发明家阿尔弗雷德·诺贝尔逝世，迄今百余年中，他的声望与日俱增。1901年起诺贝尔奖的颁发被认为是“作为个人促进人类进步和福利事业，并以纯粹的理想主义为目的而留给人类的赠礼”。但在这份赠予人类的厚礼中，据说关于理解诺贝尔文学奖遗嘱一直像猜一个共同的哑谜：“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似乎就是一连串解释一份词语含糊不清的遗嘱的历史。”它让世人猜测了近百年，也让瑞典学院为难了近百年。宋教授，可是这样？
宋兆霖：确实，诺贝尔奖中的科学奖几乎囊括了自然科学各领域里的伟人发现、最高学术成就和几乎是全部的顶尖人物，如果按获奖的时序排列，简直就是一部现代科学进展的编年史，而正是这些重大发明，导致了一个或多个领域的突破与发展。所以从某个角度说，给世界杰出科学家颁奖就是最好地倡导和体现了诺贝尔精神，这是毋庸置疑的。可是就文学奖而言，它不像对自然科学奖的评定那样容易达成共识，就如鲁迅先生说过的，对于文学作品的评价历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好坏优劣的说法常常可以是相向而行的。
汪逸芳：假如从理论上说诺贝尔在遗嘱中也已说得很清楚，文学奖是授予那些“在文学方面曾创作出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这既是原则也是标准，体现了诺贝尔鼓励人类在物质文明与精神生活上取得尽可能同步和谐的发展，也可以看出诺贝尔先生关注着人类道德精神的成长以及人文科学的未来。大约“理想主义倾向”是理论上最易认同而实践中最难一致的吧？
宋兆霖：的确。最初，评奖委员们把“理想主义倾向”解释为对现行社会的一种认同，要求入选作家的创作最能符合传统文学的风范，所以对当时激烈批判传统文化和科技文明的作家采取了排斥态度，像列夫·托尔斯泰、易卜生、左拉、哈代等文学巨子均未能入选，留下了历史性的遗憾。而且由于欧洲中心主义的深刻影响，也囿于瑞典本身的处境和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以及专业知识上的不足，使得评奖的视线只限于欧洲，主要是西欧与北欧。后来又把这种“理想主义倾向”解释为“对宗教、君主政体、婚姻以及整个社会秩序采取批判态度”。到了二三十年代，则变为“对人类的深刻同情”与“广泛的博爱主义”，这说明瑞典学院已逐渐增强了现代人类文化意识。这一时期获奖的大都为现实主义作家，体现出强烈的文化批判意识。如托马斯·曼、刘易斯的小说与皮兰德娄、奥尼尔的戏剧，对人性的扭曲、异化的探讨已成为相当重要的主题。而且这一阶段评奖的视线开始扩大到美洲和亚洲。
汪逸芳：这么说，1913年印度的诗界泰斗泰戈尔与1930年美国作家刘易斯的获奖，是瑞典学院第一次把眼光射出欧洲，打破了亚洲与美洲大陆零的记录；进一步实践诺贝尔在遗嘱中所说的“我明确的愿望是，在颁发这些奖金的时候，对于授奖候选人的国籍丝毫不予考虑，不管他是不是斯堪的纳维亚人，只要他值得，就应接受奖金”。这是诺贝尔文学奖真正走向世界的开始。
宋兆霖：对。二次大战以后，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出现了较大变化。评委们看重“文学的开拓者”，同时也认识到对人类生存价值和生存困境的真实描绘，才是富有历史深度的“理想主义倾向”。因而在这段时期内获奖的有许多现代主义作家，如艾略特、福克纳、加缪、萨特、贝克特等等。特别是近二十年来瑞典学院格外重视“地方上的文学巨子”，从而使获奖者扩大到大洋洲、非洲，同时也把一些在当地声名卓著而在世界文坛默默无闻的作家，推到了全世界读者的面前。这几年似乎更重视通过多元交融取得丰硕成果的作家，如既有现实主义题旨、又有阿拉伯风味和现代新手法的马哈福兹，熔本民族传统、东方哲学和法国超现实主义为一炉的帕斯，既继承印第安人和黑人传统、又吸收欧美当代观念的沃尔科特，等等。总体上看，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在实践中逐步完善，它不仅成为对已取得成就者的鼓励和推动，更具有一定的超前性。
汪逸芳：我想，超前性即未来性，也即是将诺贝尔遗嘱中的“理想主义倾向”具体化了。
……
宋兆霖：在整个艺术潮流中，诗歌与绘画艺术一样，在艺术探索的历程中一直是最“先锋”的，对整个文学创作具有影响力。1901－1997年获奖作家94人，其中以诗歌为主获奖的有28位，接近获奖总数的30％；尤其是1990－1997年8个获奖者中诗人占了4席，如帕斯、沃尔科特、希尼和希姆博尔斯卡都是杰出诗人。这些诗人在得奖前有影响力，但属于区域性的名望，获奖后迅速地扩大知名度，诗作广泛传播，使之成为世界级诗人，可以说是瑞典学院以授奖的方式肯定了诗歌在文学中的地位。
汪逸芳：这样说来，从意大利剧作家达里奥·福获奖爆出的“冷门”，也可以看出瑞典学院的某种用意。记得去年10月份，颁奖消息发布后，在中国除了研究意大利文学的专家外，几乎没有人了解达里奥·福。国外媒体认为，一贯严肃的瑞典学院把诺贝尔文学奖“授给了一个小丑，有反文学的味道”，并说达里奥·福“作为一个演员只能算一般，而作为剧作家是不够格的”。梵蒂冈教会更是认为，瑞典学院把诺贝尔文学奖“发给了一个江湖艺人，是一种没有头脑的选择”。可与此相背的意见认为达里奥·福是一位“最佳的剧作家，天才的戏剧演员，富有创新精神”，也有认为1997年的颁奖是“对一位优雅、宽容、蔑视权贵的多才多艺的艺术家的承认，扩大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概念”。意见分歧之大简直可以说是天壤之别。
宋兆霖：确实如此。虽说评奖要评得一致叫好是很难的，但分歧像这一次这么大也是少有的。当年把奖颁给福克纳、马尔克斯的时候也一样，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福克纳、马尔克斯的地位与日俱增，最后世人不得不承认瑞典学院具有预见性。这是瑞典学院这半个世纪以来的做法。
汪逸芳：据说在颁奖大会上，达里奥·福不是演讲与戏剧有关的内容，而是展示油画作品几十幅，大讲了一通绘画艺术。是这样吗？
宋兆霖：确实如此。达里奥·福多才多艺。他的戏继承了意大利民间戏剧的传统，讽刺，嘲弄，抨击时政和道德沦丧，演出效果非常好；另一特点，他既是演员，又是剧作家，自编自演，即兴发挥，应该说他对古今戏剧的形式与表演手段进行了探索。在戏剧日益为影视所替代的今天，把诺贝尔文学奖授于一个具有鲜明个性色彩的剧作家，这是希望通过肯定戏剧形式的新探索寻找古老艺术的新出路。
综观九十多年的授奖情况，虽有不少文学大家未能获得这一殊荣，也有一些获奖者似嫌不足，但大部分获奖作家应该说都得到了全世界的公认，他们不愧为20世纪的文学精英，为人类留下了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优秀作品，或者是在某个时期、某一地区、某种形式的文学创作中产生过重大影响，随着诺贝尔文学奖年复一年的评选活动，瑞典学院也在评奖的过程中不断地理解和努力准确把握诺贝尔精神，谁都知道，评奖不易，评文学奖更难。在文学领域里，一切选择都可能会有争议。
汪逸芳：宋教授，很有意思的是诺贝尔文学奖将成为与史同长的一个永久性的奖项了，并且随着历史的发展会更加有地位。在中国自1981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第一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作品集·小说》之后，有关类似的作品选就相继问世，各种版本之间到底有多大差别呢？
宋兆霖：据我所知，台湾远景出版社出过一套五十余卷本的全集（1981－1983出版），漓江出版社从1982年起到现在出版了七十多卷，另外有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敦煌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等出版了诺贝尔文学奖作品集、辞典、名著、总解说等等，相比之下，台湾版材料比较丰富，三年推出五十余卷，时间短而集中，但译文质量参差不齐，另外，阵容太大造成了购买者少，印数上不去。漓江版在阵势上有点像台湾版，大体上一位获奖者一本，但翻译水平大大超过了台湾。缺点是战线拉得太长，迄今尚未出齐，特别由于版权等麻烦，现在有点尴尬。
浙版的“文库”六卷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和创作谈，其余四卷分别是访谈录、授奖词与受奖演说和作家传略，收集了从1901到1997为止全部获奖作家94人的代表作或优秀作品，及有关资料。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译者大都是译界名家，还有许多是某一国文学的研究专家，译文除少量转译外，绝大部分直接从原文（15种外文）译出，所以应该说是严肃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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